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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怀念——纪念母亲逝世五周年

2019-11-07 19:23:16来源:admin

温/杨逸风,杨康美,杨小凤

母亲从放大的黑白照片中微笑着看着我们。她很善良,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但是她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

在2014年11月3日阴冷的黎明,电话铃声将我们从梦中惊醒,一种不祥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几个孩子匆匆赶到医院的icu病房,紧张地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母亲。监视器上的心跳脉冲终于跳了几下,变成了一条直线。母亲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离开了我们。一个普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新四军的老兵,没有留下任何光荣的生活,也没有留下任何“优秀和杰出”的赞扬,就像她死前从未为自己要求过任何东西一样。

陈延安同志

1921年12月,我们的母亲陈延安出生在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上。她失去了父亲,从小再婚,由叔叔抚养长大。她的祖父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他把她的名字改成了“陈延安”,也许是希望她长大后像个男孩一样独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也入侵了浙江东部。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慌和困惑。1939年,当我母亲17岁时,她无法在持续焦虑的状态下上学。她被叔叔送到浙江东部三个北部地区的黄壮医院当护士。那家医院的院长是她母亲的亲戚。医院经常被魔鬼骚扰。一天,日本鬼子突然来到医院。母亲逃到了一个村民的房子里,但幸运的是躲过了一枪。我母亲对新四军只有模糊的印象。当时活跃在浙东的第三北游击指挥部第三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前身,尚未公开)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抗击日本鬼子。部队经常在医院周围移动。由于军队没有后方医院,伤病员经常住在这家医院,母亲开始有机会联系新四军。有一次,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派了一位名叫李秦欢的女护士去医院救治支队的伤员。她和母亲共用一个房间,经常讲述她关于新四军的故事。她还动员母亲加入新四军。离开医院去对抗恶魔的想法开始在年轻母亲的心中激荡。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医院附近恶魔的频繁袭击,医院无法正常运转。我妈妈不能呆在医院里,回到了她的家乡。1942年的一天,她收到李·秦欢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她母亲出来做“生意”(代码字)。她实际上是去浙江东部三个北部地区的某个地方找她的。她妈妈收到信后,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行李。一个20岁的女孩独自航行到三北。没想到医院附近的新四军三北办事处已经搬走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沮丧。不可能回去了,所以她决定在附近的镇上碰碰运气。她走到镇上,坐在商店门口的石阶上。从早到晚,她没有看到第三和第五支队的成员。又累又饿,她看着夕阳,渐渐陷入绝望。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心,她突然看到一个正在医院康复的第三、五支队军需官经过街道。她喜出望外,冲上前去阻止他。司务长也认出了她的母亲,有点吃惊。发现情况后,他让她跟着他,带她去了支队总部。在那里,我母亲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并最终实现了她的愿望。因为她在医院工作过,所以她被分配到连白胜领导的五个分队做医疗工作。她一整天都带着一个装有内外手术药物的药箱,跟着部队。在那里,她会见了何可喜和刘恒云的专栏负责人,以及几位也在浙东专栏工作的女同志:林升阿姨、俞淑萍和黄洁华,鲁芬阿姨(姚木正)在民主运动中工作,明路阿姨在金融领域工作。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她与这些老领导和老同志保持着联系。

1943年春天,我母亲被调到第三支队。在三个支队之后,她曾经参加了在思明山解放梁弄的战斗。战争期间,她带着急救箱,穿着草鞋,就像其他士兵一样,爬山和爬山,在子弹中来回穿梭。她一听到有人叫医生,就冲上去包扎流血的伤员。

1944年4月,纵队司令部把张熙珍从浙东派往浦东支队任参谋长。他带着30多人和电台来到浦东,他的母亲和姑姑俞淑萍也跟随张艺谋的参谋长从浙东来到浦东打游击战。浦东是一片平原,有许多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据点。此外,汉奸和特务活动猖獗,军队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与敌人作战。因此,他们有很大的流动性。每晚军队都不得不在黑夜中移动、行进和战斗。有时当他们困得走不动时,他们会倒在地上睡着。当时,军队已经发展到200或300人,只有两个医务人员,母亲和俞淑萍。军队里没有固定的医院,只有药品负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药品也设法从敌占区购买。晚上行军到新营地后,如果没有敌人,士兵们就会休息。他们两个不得不摆好桌子,打开医药箱,给士兵包扎伤口,然后去看医生。有时我不得不去看当地村民,偶尔为伤病员做些小手术。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太平洋前线的美国军队开始派遣轰炸机轰炸上海的日本军队。1月20日,在蓝天下,一队美国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越上海。城市恶魔的所有目标都冒出滚滚浓烟。突然,一架美国军用轰炸机拖下了一缕长长的烟。随着一声巨响,飞机坠毁在上海浦东林三镇大庚圈村附近。美国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在村庄以西的麦田里。我们浦东支队立即派出人员营救美国飞行员。日本鬼子也到处搜查,但美国飞行员最终被我们的支队救出。中共松湖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从与美国飞行员的谈话中得知,飞行员的名字是托雷斯。他是中国第14空军第23战斗机和第18战略侦察队的副飞行员。他于1944年11月自愿报名参加在中国的战斗,并在中国战斗过13次。这次,他驾驶一辆野马从江西赣州机场飞往上海进行空袭。因为潜水时离地面太近,被日本高射炮击中并起火,被迫跳伞。金子明部长告诉托雷斯,我们是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他非常惊讶。我母亲被命令治疗美国飞行员,并仔细消毒和包扎他们脸上、左手和右脚的伤口。由于托雷斯面部烧伤,无法进食,他的母亲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面粉,包饺子,一口一口地喂他吃。图卢兹非常感动,说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反复说着“谢谢!”。慢慢地,托雷斯认识了士兵们。他经常去军队的门诊部玩。他还热情地教他们跳舞和学英语。在我们军事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托雷斯的伤口逐渐愈合。金子明部长奉命率领17或8名指挥官护送托雷斯安全渡海至浙东抗日根据地。离开前,托雷斯非常激动,不情愿地拥抱并向队员们道别,以换取纪念品。

1945年春,根据上级指示,松湖支队由朱亚民、陈大卫、曾培平率领,经浦东前往青浦区。张熙珍(后来去世)和俞叔平留在浦东,坚持就地作战。我母亲和另一位女同志于美萍随部队来到青浦。在战斗中行进时,她总是与支队的负责人齐头并进。四月初的一天,在部队出发前,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加入浦西部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部队到达柿子园地区时,遇到了国民党特务尹田单。我母亲带着部队冲进一个村庄,碰巧遇到了曾平同志的卫兵。她得知曾平同志去世了。一起战斗的熟悉的首领被牺牲了,他的母亲感到非常难过。泪水沾湿了她的脸。战斗仍在继续。她擦去眼泪,去营救伤员。天很黑,妈妈突然听到陈大卫政委要求她把康泽涛同志绑起来。在黑暗中,她的手是不透明的,所以她必须在黑暗中做一个简单的包扎,然后让担架移到后面。几天后,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康泽涛同志因伤死亡。松湖支队经常在青浦地区战斗,伤员被他们的母亲和余美萍不断地抢救和照顾。后来,由于局势紧张,受重伤者被分散在普通百姓家中接受治疗。平时,他们的母亲和余美萍换药打针。他们穿着便衣,乘着普通人的船,带着装着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小篮子,像普通人一样去各个村庄。

1949年11月,部队在华东野战军的一个纵队中组织成三个旅,母亲被调到七团部卫生队。解放战争中,她与七个团一起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七战胜利”、莱芜战役、“外线进攻”、孟良刚战役、海怀战役等大小战役20多次。许多年后,当我们和她交谈时,她很少提到这些著名的战斗。也许他们经常被子弹所困扰,这些血与火、生与死的测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体验。

1953年,我母亲换了一份工作,成为浙江省卫生厅妇女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游遍了浙江的山川。

后来,一群解放前参加革命、从事医疗工作的同志被组织到军医大学学习。母亲没有去,因为孩子们还年轻,需要照顾。许多在军医大学学习的同志后来担任了各级医疗部门的领导,但她一直在基层工作。1956年,我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的家人搬到了北京。我妈妈被指派为海淀区卫生局门诊部的主任。她是门诊部成立之初的族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这个小门诊部的主任,也受到了影响和排挤。她开始了她以前的卫生防疫工作,整天穿过药箱,在海淀区城乡边缘的陋居街和小巷(现在的西站区)风雨中行走。我们印象深刻。一旦北京下起大雨,我们就去公共汽车站接她。我们看见她提着一个包,穿着塑料凉鞋在水中行走。父亲被走资派推翻,关进了牛棚。除了去上班,妈妈还照顾我们。1969年,社会上发生了一场“山野运动”。居委会经常半夜敲门“动员”。我们三个孩子都去了陕西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村插队。母亲收拾好行李,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送走了。当我们离开时,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情有点沉重。她总是告诉我们要小心。当她下班回来时,她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不得不在卧室里准备一根木棍来保护自己。文化大革命后,我妈妈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回去当导演。她仍在做卫生和防疫工作。当她空闲时,她帮助其他部门擦棉签,然后去药房挑选药物。巷子里的邻居仍然亲切地叫她“陈主任”。

1982年,母亲被批准在局一级退休,并离开了40年的医疗服务。由于习惯了工作,她不想呆在家里,所以她戴着红色臂章,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凳子上志愿做“公安志愿者”。然而,当时她不会像现在这样给“志愿者”一件蓝色t恤或红色充电制服。邻居也喜欢和他们的母亲聊天。在她晚年,她的母亲不想找保姆,所以如果她能做她想做的事,她就不会打扰她的孩子。中午孩子们出去时,她用微波炉加热一些剩菜。她的脚不好,她不能走出房门。她经常独自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呆了一个下午。从母亲慈善的眼光来看,有对过去的记忆,对现在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期望。每次住在外面的孩子们回来,他们的妈妈都很开心,总是计划给他们做一些最喜欢的菜。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不方便,而且很难走几步去厕所。然而,她总是拒绝别人的支持,先是用拐杖,然后用汽车,很难一步一步地移动。看着她颤抖的身影,很难想象那个拿着急救箱跑进子弹里的女兵的形象。回想起来,我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花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渐渐地我们发现,由于心肺衰竭造成的窒息,她每天晚上都呻吟着,甚至痛苦地哭着,但在白天,她总是忍住,尽量不去表达出来。终于有一天,我们说服了病重的母亲去医院。我们一步一步把她抱到门口,她总是反复小声说:“我不想住院,我不想住院……”。当她离开房子时,她似乎有某种预感。她回头看了看她的头,又看了看她。她在一个有点破旧的房间里住了50多年,最后无奈地离开了。自然法则是无情的,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这一次,我们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五年很快过去了,周年纪念将很快庆祝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是全国庆祝的一天。街上的人们正忙着在灯柱上挂红灯笼。公园里到处都是明亮的花篮,到处都是歌声和笑声。然而,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仍然会不时地被他们的子孙铭记。将来,他们会逐渐被遗忘。历史长河永无休止地流淌。正是这些无数的普通人,像木头一样,照亮了一片光明,像砖瓦一样,建造了共和国的宏伟建筑。

妈妈,像许多老兵一样,你的简历“平淡无奇,不精彩”。也许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背着急救箱在战壕里跳跃爬行,当你面对枪林弹雨中的鲜血和死亡时,你仍然是那么的精神饱满。但是当你穿着蓝色的旧制服,背着书包,在风雨中穿过街道,戴着红色的袖口,坐在小板凳上值勤时,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妈妈,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你将永远是我们亲爱的妈妈,从那张黑白照片中亲切地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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